「你爸生病住院，費用兩家平攤。」我把病曆本往桌上一放，厚厚的本子發出沉悶的聲響。
女兒冷笑：「錢花誰身上誰負責。」
這話如同一把鋒利的剪刀，剪斷了我最後一根期望的線。
病房裡的白熾燈慘白得刺眼，照得我心裡發涼。
那天是八月十五，外面的月亮圓得像個大銀盤，可我的心卻缺了一角。
老楊是八零年下海最早的一批人。
單位里的人還在吃「大鍋飯」，他卻辭了鐵飯碗，背著從供銷社買來的二手縫紉機，白手起家辦起了服裝廠。
剛開始的日子苦得很，租的廠房是個廢棄的倉庫，冬天冷得手指發僵，夏天熱得汗流浹背。
那時候，我和他睡在廠房的隔間裡，四面漏風，下雨時還得用盆子接屋頂的水。
多少個深夜，我從窗口望去，小院裡那盞昏黃的煤油燈下，他伏案算賬的身影從未改變。
「我們做的是「萬元戶」的買賣，不能含糊。」他常這麼說，眼睛裡閃爍著希望的光芒。
兒女們都不知道，九二年那個冬天，楊廠長剛掙到第一桶金，隔壁李婆子的兒子得了肺炎，他二話不說掏了3200塊。
那時3200塊能頂普通工人小半年薪水，相當于我們那時吃半年的糧食錢。
「左鄰右舍的，哪能看著不管。」他只說了這一句，然後繼續低頭算他的賬本。
那個賬本是我們結婚時，他從供銷社買的，封面是紅色的，上面燙著「收支簿」三個金字，二十多年過去，紙頁已經泛黃發脆，但他每一筆開支都記得清清楚楚。
多少個夜晚，我看著他在燈下一筆一畫地記賬，就像在做一件神聖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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